何哲散文 《论语》与中国式思维

《论语》是记录孔子与其学生言论的一部语录体著作，成书于战国初期（公元前475年），距今2400多年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：“《论语》者，孔子应答弟子、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。当时弟子各有所记，夫子既卒，门人相与辑而论纂，故谓之《论语》。”

2400多年来，《论语》被中国人奉为第一经典，是中国人的圣经，用以指导人们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、立言、立功、立德，对中国人影响甚钜。我选其一篇文章解释原义，并借此说明延续了2400多年的中国式思维。

修身，是指提高个人素质；

齐家，是指维护家庭和睦幸福；

治国，是指治理社会部门、行业、国家；

平天下，是指铲除邪恶势力，拯救天下苍生。

立言、立功、立德是各国都在追求的人生三不朽。立言是著书立说；立功是事业有成就；立德是坚守道德不做坏事。

人人都想三不朽，只要努力，也能不同程度地做到三不朽。

孔子对他的学生讲的一些道理，适用于所有国家的人，能指导人们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实现人生三不朽，至今仍有实用价值，可称为普世价值。

《论语》总共二十篇，第十二篇叫作《颜渊》，其中一章叫做《子贡问政》，原文有60个字：“子贡问政。子曰：‘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’子贡曰：‘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？’曰：‘去兵。’子贡曰：‘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？’曰：‘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’”

这篇文章的意思是这样的：子贡向孔子请教执政要点。孔子答：“要使物质充足，政权强大，执政者对民众诚实不欺。”子贡问：“如果不得已必须放弃一条，三条中应先放弃哪条？”孔子答：“放弃政权。”子贡又问：“如果不得已还得放弃一条，两条中应先放弃哪条？”孔子答：‘放弃物质。自古以来，人人都会死，执政者对民众没有诚信，那就彻底垮台了！”

这几年，中国大陆兴起了国学热，几亿人通过中央电视台的《百家讲坛》学习《论语》，有一个研究《论语》的著名学者叫于丹，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导教授，也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党代表，她与我解释《论语》不同，她是这样解释《子贡问政》的：“他的学生子贡问，一个国家要想安定，政治平稳，需要哪几条呢？这次对话在《论语》里叫做‘子贡问政’。孔子的回答很简单，只有三条：足兵、足食、民信之矣。第一，国家机器要强大，必须得有足够的兵力做保障。第二，要有足够的粮食，老百姓能够丰衣足食。第三，老百姓对国家有信仰。这个学生矫情，说三条太多了。如果必须去掉一条，您说先去什么？孔夫子说：‘去兵’。咱就不要这种武力保障了。子贡又问，如果还要去掉一个，您说要去掉哪个呢？孔夫子非常认真地告诉他：‘去食。’我们宁肯不吃饭了。接着他又说：‘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’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，从古而今谁不死啊？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。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。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，它仅仅是一个指标，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，则来自于信仰。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政治理念，他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。”（《于丹论语心得》9-10页）

我与于丹教授对《论语》这一章的解读，区别在于“信”这个字。我认为孔子所说的“信”是指执政者对民众守诚信，不骗民众，于丹认为是民众信仰国家政权。现在我来分析一下，为什么我与于丹的解读是相反的。

首先，子贡没问孔子什么“一个国家要想安定，政治平稳”该如何如何办，那是现在中共当局的维稳思路，硬要安到子贡头上，与原文之意相反。子贡没有预设什么安定平稳的政治局面，他只是想知道执政要点，就像你问老虎伍兹打高尔夫球有什么要点？一样，所以孔子简单扼要地答了他三条。这就是中国式的至简思维，把罗嗦鬼能写一本书的话归纳为几个字，干脆利索，一、二、三，之矣，完了。

整部《论语》只有15900字，宋朝宰相赵普说过“半部论语治天下”。孔子阐述的道理都是浓缩的、至简的。古汉语有个特点，字很少，信息量大，力求用最少的字传递巨量信息。

子贡这个学生聪颖善辩，换成其他人就会问孔子：“三条里哪条最重要呢？”子贡没有这样问，而是用了排除法的提问方式，先问哪一条最不重要，一条一条排除，剩下最重要的一条。

如果你问老虎伍兹：打高尔夫球有什么要点呢？他的回答也许是这样的：第一，体能。第二，技术。第三，不犯规。哪个最重要呢？当然是第三点最重要。体能弱可以打球，技术差也可以打球，你犯规了，体能再强、技术再精也没用了。执政者欺骗民众，没有诚信，那就是犯规了，没用了，没有存在价值了。

第二，孔子所说的“民信之矣”、“民无信不立”，并非于丹解释的“老百姓对国家有信仰”的意思，恰恰相反，是执政者欺骗老百姓就会垮台的意思。孔子说此话时，把“民”前的主语“执政者”省略了。古文常省略主语，例如，原文的两个“曰”，都省略了前面的“孔子”。“去兵、去食”前面也都省略了“执政者”。我们阅读古文时，必须先弄清楚主语是谁。如果句子里没有主语，你要在脑子里补上，这是基本功。

“民无信不立”这句的主语不是民众，而是执政者。把这句话恢复成主谓宾俱全的完整句子就是“执政者对民无信，不立。”用北京话来说就是：“你丫骗人，人格破产，非歇菜不可。”

子贡是站在执政者角度请教孔子的，所以孔子说这段话是教导执政者的，不是教导民众的，孔子并没有教导民众信仰国家政权。于丹把孔子说话的角度反扭了，变成教导民众的角度了。

第三，孔子特别强调“信”的重要性，认为“信”比命还重要。什么是“信”？“信”就是坚守承诺，对人诚实不欺，这就是“信”的本义。任何文字都是先有它的本义，然后才能产生衍生义。2600年前的春秋时代，晋献公问他的大臣旬息：“何谓信？”旬息回答：“死不食言谓之信。”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“信”，非常精辟，这也是孔子所说的“信”，代表了崇高的人格。孔子说的“不立”意思是垮台。他指谁垮台呢？当然是指执政者，不是指民众。我讲到这里，各位看出来了吧？这就是中国式的德治思维。

“兵”属于武力范畴，泛指国家机器，包括政府、政权、军队、警察、法院、检察官、监狱等等。“食”属于物质范畴，泛指经济实力、经济基础。“信”属于道德范畴。请诸位分析一下原文，孔子是不是把道德看得比政权和经济实力都重要？德治思维的特点，就是把道德立于领导地位，用道德去规范、指导一切行为。中国人坚守了几千年的最高人格境界是舍生取义、杀身成仁，义和仁都是道德范畴的内容，古人认为这些比生命还重要。

在美国这个法治国家，有人认为法律比道德地位高，比道德重要。错了。其实，道德在美国也居于领导地位，法律处于辅助地位。纽约有一位律师朋友不同意我的观点，与我辩论。他说：“美国法官可不管你道德如何高尚，他们只按法律判案。就算你道德高尚，犯了罪照样判你输。”我说：“美国法律是在道德指导下制定的，所以它永远无法居于道德之上，就像儿子永远无法做他父亲的父亲一样。例如，你对某人许下诺言，言而无信骗了他，他到法院告你欺诈，法官一定会判你输。如果他不判你输，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法官。正因为你违背了道德，才犯了罪，这是个因果关系。美国法律本来就是为了维护道德而设的，不可能保护言而无信的欺诈。谁违背了道德，法律就会强制他遵守道德。你看透这一点，就明白道德为什么高于法律了。我用至简思维归纳成一句话：遵守道德是主动执法，执行法律是强制守德，彼此就是这个关系。

信与信仰虽然只有一字之差，含义却大不相同。就像男人女人，一字之差，乾坤颠倒。信仰的本义是“人对主义或宗教的崇拜。”关键词是“崇拜”，所以信仰不属于道德范畴。你崇拜什么，不崇拜什么，有没有信仰，都与道德无关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从古至今，人们常把说了不算的人骂作“无信之徒”，但从未把没有任何信仰的人骂作“无信之徒”。美国宪法承认人人都有信仰自由的权利，意思就是人人有权有信仰，也有权无信仰，自己爱咋就咋，谁都无权干涉。

于丹说“死亡不是最可怕的。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溃散。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，它仅仅是一个指标；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，则来自于信仰。”在于丹眼里，老百姓的死亡远不如维护政权重要，远不如对政权的认可重要，老百姓饿死无非就是一死，只要政权不垮台就行。中国有句成语叫作“残民以逞”，孔子从来没有讲过这种残民以逞的理论。孟子是孔子学说的继承人，他明确提出了“民贵君轻”的理论，认为民众比国家政权重要得多。

美国各级政府的第一把手，包括总统，都是民众选举的，是民众决定谁做执政者，所以官员信仰民众，而非民众信仰官员。如果哪个执政者欺骗民众，结局是他垮台，大家不再选他，他就垮台了。美国人不知道孔子是谁，很少有人读过《论语》，但美国人早已在政治制度方面把孔子的理想变成了现实。这说明孔子阐述的真理与美国人的真理是相同的。什么是普世价值？这就是普世价值。上下几千年，纵横全世界，大家都认同的、都向往的，就是普世价值。“民无信不立”，体现了东西方共同的普世价值。

此文是何哲在美国北大作家论坛的讲稿，在纽约华埠、法拉盛、联合国大厦、华尔街等处多次讲授，并公开发表。